劉云杉：回歸教育本質，家校共同育人
嘉賓：劉云杉(右)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
主持人：佟新(左)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
育人需要家庭和學校的共同努力
主持人：我們傳統意義上來講，教育至少是人格的教育，或者說是心智的教育，那么這個教育由誰來承擔呢?
劉云杉：夸美紐斯在《大教學論》開篇就指出，教學的藝術是讓一切人能夠迅速、準確、徹底地接受教育，它包括知識教育、德行教育和信仰教育這三根柱子。如果德行和信仰這兩根支柱沒了，只剩下知識教育，即便加上所謂的能力，教育的大廈是不穩的。教育最核心的是教育性的教學，就是我們所說的教書育人，教書的目的是育人。這是一個整全的人的培養，教師是以人格的影響站在學生面前，是人對人的影響，而不是某個課程的兜售者，只賣碎片的知識。
如果老師被扭曲成為課程的兜售者，我們就會發現基礎教育中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，就是教師的權威沒有了。教師不管、也不愿意管學生。在所謂的師生平等面前，更可能是學生失教。也有人認為品德教育、人格塑造只是家庭的事情，將智育與德育分離，如同將教學與育人分離一樣。都是扭曲教育的內在特征。雖然今天家長對學校教育高度參與，他們高監督，也高焦慮，學校在這樣的家長面前，它的教育的專業性和權威性也受到挑戰。
教育有其內在的秩序，即心、手、腦的和諧教育，它有內在的秩序，首先是心的培育，其次是手的能力的實踐，最后才是腦，這是教育的秩序。心的教育指一種道德情感，一種信任、感激、服從的感情，一種道德的良知，這既是家庭的責任，也是學校的責任。很多家庭、很多父母只關心知識教育、參與孩子的高競爭與高選拔，但是對情感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確是一個認知的盲區、實踐的空白。中產階級的父母忙于掙錢、應酬，花很多的錢把孩子外包出去，交給各種各樣的課程、項目，但是人的培育、心的教育，愛的教育，常被不恰當地忽視了。
再來看學校，現在一些學校在爭議將懲戒權交給教師，把紀律的手杖還給教師，教師有就責任、有權威管理學生。經師易得，人師難求，中國教師的傳統是人師，我們的制度該如何保護、尊重這樣的傳統。我認為需要的不是激勵機制，而是少點干預，不要那么多的控制，不要那么多的績效評估，讓老師們能夠安靜做教師應該做的事情。大多數教師是關心學生的，是關愛學生的，減輕外部干擾就好。
教育的改革要找準癥結
主持人：前一段時間有一個帖子叫《南京家長已經瘋了》，是說教育局、學校撤銷了很多考試，甚至不做作業了，覺得這是減負。但家長會急，說這個市場競爭是需要的，所以怎么來應對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的矛盾，對于家長而言該怎么做呢?
劉云杉：這個背后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，教育競爭，不過是激烈社會競爭的一個外顯的場域。中國教育不能是簡單地學習北歐、移植美國模式，那里資源非常豐富、人口少、福利高，競爭少，學習只是學習，學習只與年輕人的成長有關。但在我們國家，教育事關生活機會，事關整個家族的運勢，它甚至被扭曲成為一個“賭場”，人人都可賭命運于身手。高競爭、高壓力，不真正理解壓力的來源，只從教育內部減負，學校減負，3點半放學，學生到哪去?學校減負，把教學與育人的核心責任分散地外包出來，這就有了便宜的公立教育與昂貴的私立教育之間的矛盾，也有了教育的高焦慮。不用理智的清明來面對問題的實質，只改病名不改病癥，或者用簡單的行政手段，頭疼醫頭，常常是南轅北轍。教育少些干預，讓校長、教師按常識、按常理、按常情辦學。
知識改變命運?還是“教育使人不被命運所擺布”?
主持人：傳統意義上，有句話叫做知識改變命運，那么知識在今天是不是可以改變命運?我們如何實現這句看起來很有激勵的話。
劉云杉：我幾年前專題寫文章討論過這個問題，到底是知識改變命運呢，還是教育使人不被命運所擺布。如果命運只是社會地位，只是外在的偶然的運勢，教育變成一個逆襲的杠桿，這是教育的異化!教育是培育人的，重要的是讓人認識自己，即自知者明，知道自己的所長所短，知道自己的限度;其次，自強者勝，這是意志的教育，能夠在能力和欲望之間建立一個平衡，而不是欲望被蠱惑、被激發，既大過人的能力，也無視人與人的邊界，在無限的自我，在處處受限的競爭，又陷入無限的焦慮。
我們在學校里面學了太多的知識，但意志、手和身體卻常被忽視，沒有了身體的限制、實踐的技藝，以及意志的控制，出現了我說的“無限”與“無根”。教育讓一個人從小往上走，出人頭地，以個人主義的方式離開，沒有了故鄉的孤兒；這是無根；另一面，是無限，無限的希望、無限的能力、無限的膨脹，觀念、民情的虛妄讓一個孩子不能再做一個安靜、單純的孩子，這背后是一個人對一切人的封閉，這個意義上，它成為一個獨子。
社會和家庭的溫暖比經濟上的支援更重要
主持人：鄉村里面很多孩子在初中這樣的階段，甚至有些孩子連中學都不想上，對他們有什么話想說?
劉云杉：我暑假去陜北調查鄉村的問題，國家精準扶貧，鄉村學校還在，但孩子卻走了，鄉村的學生孩子跑去了城鄉結合部、縣城，城擠鄉空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鄉村的家庭形態也發生了變化，父親都出去打工了，母親開始陪讀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家庭已經變相的解體了。我印象很深的一個研究，安徽毛毯廠中學的陪讀母親們，陪伴孩子用苦學逃脫苦命，父母做出巨大的犧牲，期待教育投資能有相應的回報。但是在大眾高等教育背后，它不僅是投資，更是消費，代價昂貴的消費。
貧困遠不僅是一個經濟的問題，它是家庭的分離，是情感的匱乏，是機會的缺失。我接觸過不少“留守的兒童”長大的大學生，我認為他們最大的問題是在被忽視中長大，對人際的不敏感，或者說是缺乏向上的動力。我們原先認為對貧困家庭的孩子來說，貧窮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成長資源，但是貧窮也給他們帶來了難以承受的傷害。學校如何讓他們能真正感受到溫暖，這或許比學業支持更重要，幫助他們找到他真正能夠參與、能投入的群體，讓他能夠慢慢習得和他人建立信任、溫暖的關系的能力，能夠對身邊的他人、對所身處的群體、對更大的社會，有信任、有依靠、有責任，這是更緊要的事情。
